为文不说民疾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的。

　　随和、亲切，没有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认为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调查研究，聚思广议、才能形成的，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造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已经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奏折式的策士、再到影响大众躬身实践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是的，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足够自信。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温铁军生活阅历丰富，长期关注民生，为民请愿。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何其多矣。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首都北京找温铁军。这些问题，不知道温铁军能解决多少，又解决了多少，这毕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简单，后者只需要勇气和正义而已。

　　“人家来了，我作为一个新闻单位负责人，人家作为读者，反映情况，我不能不接待。不过死案我不能办，太复杂的我也办不了，但凡和政策相关的上访，我会安排有关的人打个电话，帮助他们问问，给这个县里面、市里或乡里打个电话，说有个什么人来反映问题，是不是关注一下?”温铁军总是让专职负责接待的人员，根据中央有关农村政策给地方提个醒。“也许有的事人家就理解了，可能就派干部下去帮着调解，帮着解决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是重大案件，温铁军就组织记者去了解，同时给地方一点压力。如果还解决不了，温铁军便积极协同其他新闻单位，一起做配合报道，力求问题解决。

　　有一回，天津一个地方搞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农民100平方公里，可是开发区建设因无起色而撂荒，农民既失了地，又失了业。于是.村民几经辗转找到了温铁军。为此，一年多来，温铁军组织村民和当地干部多次对话，帮助协商以缓解矛盾。同时，温铁军发现其中可能有用地的违法行为，便请国土部专家来定性，并约中央电视台协同报道。因为社会反映很大，“开发区非法占地”事件解决起来就渐渐顺利起来。出于感激，这个村村民为温铁军送了一块镶有“中国农民之友”的铜匾。

　　“农民是很辛苦的，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中央‘三个代表’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看其实就是代表农民。”温铁军说，自己能力有限，最多只能作一些“改良”工作，不让矛盾激化，根本上还是靠地方政府与中央保持一致，落实上级政策。因他无法拒绝读者，于是有访必接，“尽自己的一点力”。

　　“用脚做学问”的温铁军，曾在密执安大学、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作过访问学者，担任过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等多种国际课题的主持人。他通读了大部分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熟悉东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体系。他还先后到过30多个国家进行调研和交流，学会了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这位可以在国际最高学术论坛上用英语滔滔雄辩的知名学者.却从来不使用那些国外“舶来”的时髦概念、不生搬硬套那些抽象玄虚的名词。他喝洋墨水是为自己的研究补充营养，从这些参照系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他的着力点依然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他要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做“中国特色”的文章。

　　高擎新乡村建设的改革试验之旗

　　或许目前少有人知道，在河北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这个偏远之地，有一所以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命名的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就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三农”专家温铁军。进入校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掩映在花丛中的晏阳初的雕像。尽管晏阳初已经从很多人的记忆中淡出，尽管一度闻名世界的“定县实验”的一页已被翻了过去，尽管翟城今天只是中国千万个乡镇中普通得让人没有理由知道或记住的一个，但是，当一段历史的脉络被重新梳理出来，温铁军和他的乡村建设学院，俨然有了某种民族英雄般的光彩。

　　对关心中国农民及农村问题的人来说，这应该是难以忽略的一页。1926年.以晏阳初为干事长的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址定县为实验区，进行了为期10年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遗风犹存，口碑尚在。晏阳初针对中国“愚、穷、弱、私”四大问题提出的“四大教育”，即识字(文艺、文化)教育、生计(生产)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以及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数十年来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赵元任、俞平伯、张学良、斯诺等著名人士，定县因此成为闻名世界的乡村建设实验区。

　　2003年年初，温铁军安排大学生到这个村做社会调查，对村民介绍说，他们现在在搞乡村建设论坛和乡村建设活动。让温铁军没想到的是，“老百姓很高兴，说咱们结合吧，一起来搞这个事。翟城村老百姓就贷款30多万块钱，把他们村的废弃中学买下来，他们把这个学校免费提供给我们，办晏阳初建设活动的点。我原来没想叫学院，搞一个培训中心或培训点，但老百姓不干，晏阳初是国际名人，咱们不能搞培训咱们得搞学院。我说，你们能注册下来就办，结果老百姓在定县就注册下来了。”

　　早在3年前，温铁军就在酝酿一个诺亚方舟式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在那里，人、动物、自然协调生存……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和理想的社会。2002年的10个月，他发起组建“中国乡村建设中心”，先后为300多名有志于农村建设的人提供了培训。这些接受培训的“种子”转而又为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的贫困山区培训了第二代的“扶贫种子”3万多人。和晏阳初一脉相承的是，温铁军要通过这种建设方式，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目的。

　　办学校就要用钱，但钱从何来?温铁军2003年在美国演讲，海外华人主动捐的7000美元，加上他自己的3万元以及香港一批大学老师、医生组建的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服务中心捐的3万元，给了温铁军办这所学院。温铁军还把英国某组织捐助以支持《中国改革》杂志办农村版的6万元，拿一半用到这个学院，作为开办费。目前，温铁军把自己所有非工资收入(奖金、稿费、讲课费等)都交给办公室管理，建了一个专门账号，“专款专用”于乡村建设、扶贫、资助贫困大学生等。“我们生活已经很好了，党和国家给了我们很多，大家有能力的，都应该做一点善事。”

　　温铁军一再强调，重建这个学院，是农民办，他不过是一个跟从者。今天，温铁军选择在定县实验的旧址重开乡村建设学院，继承晏氏遗风的心愿不言而喻。温铁军原本就是坚定的实验主义者。他说，“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哪个观点是对的?不做实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个观点符合中国国情?”看温铁军为乡村建设学院设置的课程:农民学、农村学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常识与农村(农业)合作社教程；可持续生计、生态、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历史及国外乡村建设与另类经济的理论及实践；现代科学发展概要，文化艺术常识；参与式农村工作方法、传播与沟通;社会心理学与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现象。等等。这不是“定县实验”的简单复制，温铁军相信自己能够主导这个乡村建设学院的改革实验方向。

　　学院的培养对象，是来自全国各地具有建设乡村、改变乡村面貌的理想，同时认同乡建理念的城乡居民、农民带头人(维权、致富、普法等)、乡村医生、农技人员、基层农村干部、自愿为乡村社区服务的青年志愿者。这和晏阳初的治愚、治穷、治弱、治私，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现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有志愿者都要签订一个合同，保证来的人都能入学。只要劳动者来这儿，就应该免费接受培训，来的所有志愿者，都是公益性的不付任何费用。

　　“目前，我搞乡村建设，可能还是孤树一帜。成与不成，我还是要打着这个旗号为农民改善处境做一点事的。”温铁军在倾力建造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基地的同时，还积极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广大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他要像晏阳初、费孝通这些老前辈一样，扎扎实实地去一个一个地调查农村问题，一个一个地去帮助解决农村问题。

　　如今，“三农”问题已成为传媒眼中的宠儿。温铁军反复称“三农”问题为中国的“世纪难题”，而更多的学者则称之为“结”。对此，尽管有人视之为危言耸听，但谁都不能否认，“三农”问题是中国近百年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目前“三农”存在的问题，确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亟须解决的关口。“三农”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绕不开的坎。春天孕育着希望，温铁军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