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量级专家，实在太忙了。约定下午一点半接受采访，可他还在会议厅里“高谈阔论”，午餐也是在会议间隙解决的，好不容易挨到散会，可是韩国圣公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院的一行专家又插上了，找他探讨“公民社会”话题。

　　好不容易才轮到笔者面对面地“调查”这位“三农”问题专家，可是采访中又不时地被各种电话打断。温铁军拗不过，索性把电话线拔掉，才一心一意地接受我专访。

　　高含金量“一号文件”外的异类声音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潜力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每一个中国人都该明白:只有当“三农”翅膀不再沉重时，民族腾飞的梦想方能成真。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后，各大媒体好评如潮。报刊的大块头报道，专家、学者的精彩评说，一篇接着一篇，真是好不热闹!是的，农民可以直接从文件中得到实惠。然而，与此同时，记者也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怪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的观点、见解，都是停留在字面上，甚至是理论上的“空对空”。

　　而与众多的专家、学者不一样，温铁军则更注重理论和严峻现实的结合，即措施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能够真正地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三农”问题，温铁军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农民的利益。

　　有报道说，2004“一号文件”是9亿农民在新年时收到的一份温暖而又厚重的大礼包。其实，在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下发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时隔18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三农”，并明确地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主题。温铁军认为，从内容上看，此次出台的“一号文件”和上个世纪80年代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有很多的相同性。比如，都强调了乡镇企业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等内容。“前5个‘一号文件’曾在农民中引了起很大响应，农民们盼望年年都出个这样的文件。相隔18年，中央再次把‘三农’问题，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加以落实，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在政治上做出的郑重承诺。

　　温铁军认为，这个文件的出台并不是凭空出世。1993年以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这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2003年一年，国家就“三农”问题发布的新政策，也是历年来最多的。这些都是2004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铺垫。

　　温铁军坦言，尽管一号文件提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我国农村改革仍然面临着艰巨任务。“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年来对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的认识不清楚。”温铁军说，当年搞大包干的人曾经说，大包干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引来了更多的问题。“首要问题就是农民的高度分散，出现了2.3亿个分散的小农户。当时农民的兼业化经营即达70%，现在还是这个比例。从这一点上讲，我国农村改革25年来没有变化。而此次文件，也没有强调这个问题。”

　　采访中，温铁军“口出狂言”：“目前农村改革只是走了半步，只解决了生产队以下的生产关系问题，其上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现实存在着现代化的制度架构,与基层经济现实的严重错位。”在多年的调研中，温铁军发现，解决垄断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让农民形成合作组织。“这是因为农民在单纯的生产领域合作没有效益可言，只有放开农民在金融领域、保险领域、购销领域以及加工领域的合作，甚至对农民合作社在城市中办的超市进行免税，将其收益返还农村建设，这些合作组织才能具备竞争条件。但是，这个办法在我国却一直没有被采纳。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像其他国家那样发展农民合作，必然影响已在涉农领域中占有垄断利益的部门。”温铁军说,如果政府不从政策上帮助农民合作，反而把相关利益部门当成自己的儿子揽在怀里，又给资金，又给政策，只会让其产生更多的坏账和更大的问题。所以，不是农民不能合作，而是垄断部门难以放弃已经得到的垄断利益和垄断权力。从这个角度看，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直击农村改革的要害。

　　他还认为，“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想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但县级以下所有部门早已离农而去，很少为农民服务了”。例如,供销社、信用社以前是农民合作组织，现在已变成以赢利为目的了。还有一些部门，仍在以支农名义开展业务，但每增加一点权力，向农民伸的手就会更长。

　　“这意味着，整个制度环境需要重新建构。而这一内容，也没有进入决策的视野。”温铁军说，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文件把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全部解决。此次“一号文件”作出的调整，就是实事求是地针对现实。从他坚毅的脸上，记者仿佛看到了中国成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信念和使命。

　　跳出“三农”怪圈 破解“三农”难题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上总理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披露后感动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

　　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温铁军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辞犀利，不断地为农民处境大声疾呼。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他说:“其实，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句名言，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说的，是他们最先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点众所周知。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最早是在1985年左右提出了“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迄今，“三农”问题已经写入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这足以说明，其影响力和洞察力的卓越。采访中，他不断地变换着手势，分析道: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温铁军认为，无论上什么项目，只要能够带动就业，那就是好项目。另外，应该为农民安排必要的保障。“中国其实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科学，没有单纯农业问题。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理论，对应地解决不了中国现在复杂的‘三农’问题。”温铁军认为，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温铁军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温铁军说:“我们知道1978年的时候，小城镇的总量在20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2万个。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符合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为什么呢?以前我们分割两元机构的社会，进大城市非常难，所以在80年代中期.一旦大包干实现以后，首先第一步是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要就业，上哪儿就业呢?发展乡镇企业自然要形成规模，那就向小城镇集中。我们看到小康在小城镇的实现，相对来讲，它就既能够使农民群众基本上享受到小康社会应该享受到的现代生活，又同时使它维持了自己传统乡土社会的这些基本的文化特征，应该说这是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

　　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温铁军长吁一声后，这样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一些地区数量不少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解决这一问题，除治理开发园区过多过滥、谨防“圈而不用”外，还要考虑征地费补偿合理，并严防中间克扣截留，决不能让农民吃亏。他强调，要把“转土地”与“转农民”结合起来。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处于相对贫困。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未来竞争中，他们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信息拥有量等方面，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在本乡本土是如此，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

　　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亩三分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垦拓着城里的“责任田”。“民工经济”的崛起和“民工经济”的巨大潜力，使人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完全保障，甚至被歧视、被排斥。温铁军说：“面临这么多的农民，他们所面临的这么多的复杂问题，你应该去替他们做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

　　当然，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下工夫，也要在“三农”之内找出路。温铁军坦陈：有些问题，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则需要“农内”与“农外”功夫，双管齐下方能奏效。

　　坐在田间地头与农民聊侃的高层智囊

　　2004年元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3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党才是，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吴敬琏说：“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

　　17岁那年.温铁军到山西汾阳插队，他当年最大的梦想曾是每天能在火车站扛大包。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他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了8省40多个市县的经济发展状况。

　　说道“温三农”这个绰号的来由，温铁军说：“不太认同，这是舆论界的炒作。‘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这代人责任感比较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认真地执行上级安排的任务。”说完，温铁军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这种复杂的心理，一般人或许难以理会，但局内人的温铁军自有一番品味。

　　温铁军至今难忘两位恩师在学术上给自己的影响，一位是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杜润生，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80年代，我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做农村调研，私下有个想法，不图别的，就图跟他当一位研究生。如果你想跟他汇报什么问题，你可以推门而进，不用通过秘书汇报。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第一个是你这次调查到没到村到户，迫使你想跟他谈问题之前，一定要把基层弄清楚。他问你的问题，会一个接一个地问、深入地问，问你调查情况。”温铁军庆幸自己碰到了一位好导师，一生受之无尽。“其次，杜老先生能博采众长，多方面的意见他都能听，除听老同志意见外，还特别注重听取年轻同志的意见，在各种政策讨论的场合，总是不忘跟在基层调研回来的年轻人交流机会。”

　　说到吴敬琏，温铁军也有一种特有的感恩心理:“90年代初，我一次有机会跟他谈，一次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一直默默无语地听，毫无架子，听得很认真，最后给了我非常短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而这方面的问题，恰恰是对我除了农村问题之外，并对有关宏观问题给了指点。”为此，每当温铁军在学术研究上有困惑时，便主动向吴敬琏求教。也正是吴敬琏力主温铁军接手主办《中国改革》杂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