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东在出逃前为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的行长，他伙同另两位前任行长，在8年内从中行盗取了4.38亿美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银行盗窃案。

　　三人自2001年起便亡命天涯，随后纷纷落网，不同的是，余愿意认罪被遣返回国，而二许仍在美国苦苦挣扎，但无论他们三人的命运之舟系向何处，他们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据国家反贪局督办此案的官员介绍，这笔失窃的资金有近三分之二已无法追回，也就是说有近二十亿人民币的资金已从中行的腰包中见财化水了，而在三人作案地开平，连续十年的财政收入之和也不超过4亿美金。

　　余、许三人作案长达8年，违规调动资金高达数十亿人民币，这绝非一个县级支行行长所能够调动的，他们不仅需要银行内部人的配合，还需要外部企业的配合与协作，事实上他们确实得到十几家当地企业的帮助，其中包括不少大名鼎鼎的国有企业。

　　企业之所以愿意帮助，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资金紧张，于是不得不求助于支行的小金库，这便形成了帐外经营，得了好处的企业自然不得不投桃报李，说到底就像学者陆磊分析的一样，这是银行利用金融资源稀缺而进行的寻租行为。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看来，还只能寄希望于金融市场的完全放开及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改进。

　　说起治理结构，我想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某国有银行为了改进治理结构，便请了一外籍银行家担任独立董事，但这个老外很快发现不对劲，因为有些人事任命并不是董事会说了算，而是由党委决定，于是他要求旁听党委会，但党委会很为难，因为他不是党员，这位倔强的洋老头子，脑筋急转弯，想了一招，他找到了一位有某国党员身份的朋友，为其写了一纸委托书，请后者代他参加党委会。这事后来怎么样？听说仍在讨论中。

　　我曾拿此问题请教过一位学者，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会不会解决此类具有“中国特征”的问题，该学者认为这事一定会解决，“如果真是因为董事会和党委会出现了分歧而影响到了决策，那作为海外上市是无法向投资者交待的。”看来，国有银行海外上市或引进外资，确有花钱买机制的作用。

　　对此，某位学者曾有过点睛之笔，同样是资本，民营的与外资不可等日而语，在政府面前，民营资本仅仅是钱，免费搭车人而已，但外资则代表话语权。或许这就是洋人、百姓、官三者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