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人，几段恩怨

　　办报14年，如今头顶“著名经济学家”头衔的高小勇仍然不改其爱激动的脾气。也许，正因为他的大胆、坦率，高小勇和国内众多大腕经济学家们之间，有各种恩恩怨怨的故事，他曾经挑起或参与过国内经济学界几次巨大波澜：上世纪他曾经以张五常的铁杆捍卫者形象，出现在国内关于张五常的大争论之中，其时的经济学界如林毅夫等人纷纷出场的热烈场面，至今仍然让人记忆犹新。一篇情真意切的《五常之谤》，使高小勇成为正反两方的众矢之的。其后，高小勇又推出一个名叫《贞洁旗帜孤独飘 细说“吴敬琏忧患”》的重磅炸弹。在文中他观点鲜明地先肯定了吴敬琏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但转入正题后，却直叱吴敬琏“没有传承下多少知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此文一出，以吴敬琏在经济学界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而举众哗然。很难评价他的这些观点客观、正确与否，但高小勇的卫护和评判态度简洁、分明，完全没有含糊其词的客套，让人叹为观止。

　　在高小勇的故事里，张五常、林毅夫、厉以宁、樊纲、吴敬琏、汪丁丁、张卓元等人一一登场。热闹程度堪称群英会。

　　至今，高小勇仍然记得1993年，初识张五常的情景。在海南的一次国际研讨会。普林斯顿的邹至庄教授因为发言时间和张五常在会上冲突起来。中间休息时，高小勇调侃张五常说“感觉被伤害了吧？”不料，张五常用生硬的粤语普通话说，“他根本不是经济学家，他是搞统计的”。这句话让高小勇有点震惊。2002年，北大博士后夏业良发表一篇著名长论，对张五常及其理论提出质疑。高小勇在春节期间闭门几天写成《五常之谤》进行反驳。回头看这段笔战，高小勇辩解说：“其实倒不因为我跟张五常有多深的个人感情。要说感情，我觉得与林毅夫、樊纲、汪丁丁还更亲密。我多次出国途经香港都见过五常教授，但他说粤语我听起来吃力，也听不懂，干脆就不听。我喜欢看他文章，却不想听他讲话。最近两年他普通话进步一点，才彼此谈话多些。一个不能用语言交流，而且又远隔千山万水的人，能对他有多深的个人感情？但我喜欢他的学问，我认为他是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文化想象力结合得最好的经济学家。”但冷静下来，今天的高小勇也承认：《五常之谤》影响虽大，但对经济学和科学的理解却并不是很准确。

　　论及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在高小勇印象中，最严厉和沉痛的并不是现在。199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青年经济学家、曾与吴敬琏先生在一个市场化改革方案设计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他传真来一个稿子。也许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刘在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当时高小勇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樊纲。但樊纲的回答却是：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需要一个过程。

　　这篇稿子被压了下来，后来证明这是正确的做法。樊纲的宽厚和理性一直给予高小勇很深的印象。“说樊纲理性、懂科学，是因为他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樊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直到如今都争议不休的观点：经济学和道德无关。高小勇认为这一观点，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充分理解经济学的科学实质。

　　199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经济学消息报》上刊登了左大培《鼓吹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的利益驱动》的文章，引起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的反感。其中包括厉以宁。曾经一同筹办过这份报纸的厉、高两人因此交恶。董辅 老先生还特意为此事斡旋。董老先生已仙去，至今想起这件事，高小勇还心存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