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口袋里揣着向公家暂借的600美元，丁学良第一次登上飞机就出了国。语言，是丁学良在美之初感受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

　　转入哈佛时，丁学良基本完成了留学生涯中最痛苦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较大进步，加之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很买他的账。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教授当时在哈佛社会学系任教，他连用三个“非常好”夸奖丁学良的学期论文，并欣然答应担任丁学良的博士生导师。

　　选酒：别样才华

　　丁学良的美国同事说：你做社会科学研究，真是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干，你应该做一个“葡萄酒大使”。

　　旅居海外20年里，丁学良对洋酒的品味和了解依次经历了这样4个阶段：啤酒—威士忌—白兰地—葡萄酒。每一个档次的提升都与他收入的提高有直接的关系。

　　1984年10月，应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麦克法库尔教授的邀请，丁学良到哈佛大学做学术报告。此次波士顿之行，不但使丁学良如愿以偿地进入哈佛，也让他生平第一次品尝了真正意义上葡萄酒的滋味。

　　在为欢迎丁学良举行的家庭酒会上，丁学良回忆道，麦克法库尔教授打开了一瓶上等的葡萄酒让他品尝。第一次喝葡萄酒，丁学良说他不是用嘴而用想象力在喝。虽然对其中的滋味浑然不觉，但当时那个场合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农村的孩子第一次到西方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一样，虽然他听不懂那些音乐，但他会把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放在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

　　1996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邀请丁学良到该院做全职研究，并为他提供了5年的研究基金和7万澳元的年薪。丁学良在澳大利亚共生活了3年，从第二年起，他开始每天喝一瓶葡萄酒，来了朋友再多加两瓶。两年下来，他至少喝过上千种葡萄酒，对葡萄酒的鉴赏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准。他特别强调，喝葡萄酒时，心里要坦坦的、悠悠的，要有几分消遣，几分情调。

　　在那里，每次聚会时选酒的任务都落在了他头上。丁学良为这个“选酒大使”的差事感到十分自豪。“一个中国人，对于洋酒、葡萄酒的了解，能够达到让那些西方人都认可的程度，这的确让我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