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民家庭。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他喜爱红酒、绿茶、古典音乐和经典电影。更让他向往的，是在中国的大学讲坛上做公开演说，如《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碰到提问中多的是：“你是怎样从中国一个很穷的村子里跑出来，去了美国，进了哈佛，然后在国外当了那么多年教授的？”这一问题显然超越了枝节而直击根本。

　　乡里人的朴实期望

　　丁学良出生在安徽南部宣城（今宣州）一个叫金宝圩的地方。

　　上小学时，母亲用仅有的一套花布给丁学良做了一身衣裳。“一个丫头”，穿着花布衫的丁学良受到同学们的耻笑。他躲在茅草搭的教室里，不肯出去上体育课。因为阳光下，花布会更加刺眼。这在三年级的丁学良心里，足以铭记一生。

　　上世纪70年代末，丁学良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前，特意回金宝圩辞别，几位乡人老农仔细询问了硕士是个什么东西，最后得出结论：它等于早年的进士。乡人庄重地以家酿米酒祝贺丁学良“及第”，并叮嘱为官不可忘本虐民。

　　这些年再回金宝圩，丁学良发现，除了在极端封闭、贫穷的地方还保有“读书才能翻身”的传统，但凡被现代风拂到的地方都转向另一条路：到城市打工去。这在丁学良看来，是非常糟糕的一条路，“大学兴，国家才能昌盛。同理，读书才是穷人家孩子翻身的正道。”

　　那一跪的恩情

　　2004年末，丁学良应邀到清华大学做讲座，其间参加了一次聚会。一进门，就见坐在轮椅上的于光远老先生，丁学良上前，恭恭敬敬磕了一个头。在众人惊讶的眼神中，丁学良理直气壮：“于先生于我，不一般。”这不一般的，是知遇之恩。

　　没有受过正统、规范教育的经历赋予丁学良一大特点：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闪现思想火花的论文，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学良毕业后调入北京。

　　那两年，他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办公室睡觉。当时的办公桌是按照级别配备的，于光远先生的桌子有1.8米长，也够宽，躺在上面最舒服。丁学良感激的，还有“常睡先生桌子”这一条。